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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PPI 版權熱點論壇主題研討三演講實錄:【知識共享平台的版權規製與治理】

加入時間:2019-1-25 9:49:19   來源: TA娛樂法 
 2018年12月22日,國際保護知識產權協會(AIPPI)中國分會版權熱點論壇(2018年度)在北京成功舉辦。本次論壇由AIPPI中國分會主辦,AIPPI中國分會版權專業委員會、濟南耀輝文化傳媒有限承辦,北京韜安律師事務所、中國傳媒大學政法學院、哇唧唧哇娛樂(天津)有限協辦。國內各界版權專家、學者、法官、企業代表及律師200餘人參加了本次論壇,就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著作權、音樂版權、網絡版權等熱點、難點問題,從理論和司法實踐的維度進行了深入交流。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總幹事張洪波應邀做了題為《知識共享平台的版權規製與治理》的演講。


知識共享平台的版權規製與治理

 

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訴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誌社、中國知網案(以下稱“《受戒》案”)於2018年12月19號在海澱法院宣判。《受戒》1.1萬字,複製9本雜誌,多種侵權方式,銷售多次,侵權10年,審理1年半,判賠1萬元,合理開支1萬元。

作家汪曾祺的女兒汪朝作為繼承人之一與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以下稱“文著協”)簽訂了著作權集體管理合同。文著協會員在根據法律規定與文著協簽訂入會合同時,一是有幾項作者難以行使、難以控製的權利(比方說複製權、信息網絡傳播權)是在合同當中明確表示的;另一個是具體到一個作品清單或者是全部作品。《受戒》案中,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誌社、中國知網二被告通過中國知網、全球學術快報手機客戶端(安卓係統、ioses係統)提供付費下載;被告依據2000年12月2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及計算機網絡著作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辯稱認為應當適用當時的網絡法定許可。原告文著協在起訴、庭審時均有非常詳細的規劃,也特別認可法院的說理,即被告行為不適用法定許可,侵害了原告的信息網絡傳播權。

《受戒》案審理法官在判決後亦通過網絡發布新聞時表達對本案原、被告雙方的期望,即希望通過行業優勢來探索完善網絡環境下合法傳播和版權交易的模式,完善版權許可和報酬支付製度,提高權利人的版權保護意識,建立權責分明的版權交易環境。在處理這類糾紛時,行業也會有借鑒。2000年最高的司法解釋確實是把報刊轉載法定許可延伸到了互聯網;2004年進行了縮減,即不能超出傳統的報刊轉載的範疇;但2006年國務院頒布了《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隨後最高法的司法解釋刪除了這一條規定。

文著協作為《受戒》案的原告,十分認可本案一審判決。本案文著協與被告交涉了很長時間。文著協於2008年成立後,由於曆史機緣,遇到了百度、穀歌、蘋果app store;也一直在積極按照國家版權局的要求,積極研究文著協會員的訴求。同樣,也遇到新技術對版權保護和版權集體管理帶來的新的挑戰。多年來,文著協會員對中國知網等知識資源共享平台有很多投訴,關注很久,多是認為起訴是不劃算的,畢竟司法資源有限,而且很多權利人在訴訟方麵也不是特別專業。2016年,由於中國知網漲價,很多人不買中國知網的數據庫了。我當時的副職同事在新京報寫了一篇評論文章《知網一再漲價,作者權益何在?》,引起他們不適。他們主動上門興師問罪,向國家版權局投訴了,認為對他們的名譽權造成了侵害。國家版權局的相關領導就直接批評了他們,說你們長期侵權已經很關注了。

2016年5月份,文著協就正式對他們發函;到2017年7月份,一直在努力溝通,希望通過談判尋找解決問題的路徑,但沒有什麽實際上的結果。無奈,就委托律師對他們進行了起訴:7月份正式立案,9月份第一次開庭,後來在海澱法院的主持下,有一次調解。整個過程中共有六七次談判。在2018年6月份之前,確立了一個就知網長期使用會員報刊著作文章的版權問題如何一攬子解決的原則,願意達成整體和解,也確定了一些原則。但到6月份的時候,他們推翻了原來達成的所有共識,沒有辦法,隻能要求法院盡快判決。

麵對權利人的維權主張,知識共享平台的態度與做法是什麽?1、始終回避未經授權屬於侵權問題,認為僅僅是付酬問題;2、給作者、報刊社的稿酬計算方案不合法不合理,明顯屬於店大欺客;3、提出一個方案發過去之後,他打個電話承認收到,但是不回複,故意拖延;4、他們與相關期刊社簽協議,承諾其擁有作者對發表文章的授權,同時讓期刊社刊發版權聲明,有這個後,就認為作者發表文章時即默認同意授權知網、跟知網合作;5、即時作者找上門來或起訴,他們就拿跟期刊社的《受戒》案協議做擋箭牌;6、給一些卡或者權限;7、付點小錢和解,但不承認侵權。在《受戒》一案中也遭遇了被告的上述套路。

這裏,期刊的版權聲明存在非常大的問題:與知網或者其他平台溝通的時候,他們就拿期刊社的版權聲明說事兒。期刊的版權聲明內容存在欺詐,說稿酬包含紙版和電子版,但稿酬從來都是原來紙介質,沒有任何提升;期刊單方聲明僅僅是要約,沒有作者明確同意的回複,沒有作者承諾,不屬於合同,不是明確的授權;合同法第40條規定,提供格式條款一方免除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該條款無效。另外,期刊發表的版權聲明,很多語言是不規範的,往往是電子版權或者數字版權的表述。這些年,文著協會員(以及不是會員的作者)對這類資源平台有很多意見,投訴很多。通過一些代表委員在全國“兩會”上做了一些反映。目前看,對6、7家大的資源平台的交涉進展都不順利。這次訴訟本來是想選擇多篇文章來進行訴訟,後來經過多方麵的考量(包括成本和可能會給法院造成的麻煩),最後選擇了一篇來進行訴訟。

今年上半年,國家版權局等四部委開展“劍網行動”的時候,經過初步調研,協助國家版權局組織召開相關的調研座談會,到有關權利人和企業去走訪,了解大家的意見。建議國家版權局將打擊網絡轉載、知識資源平台、有聲讀物平台、微信公眾號這種非法轉載的侵害版權的行為列入今年“劍網行動”的重點。國家版權局經過認真調研之後接受了的建議。另外,也向國家版權局進行了投訴,包括知網還有其他幾個平台,《北京晚報》和四川的《天府評論》等媒體均有一些報道,一些網友也留言支持。

實際上,文著協擁有作者的複製權、信息網絡傳播權等權利的授權,不僅僅包括他們的單篇文章,還包括他們的圖書。會員對於網絡侵權情況還是意見比較大,包括網絡轉載、知識共享平台、網盤、應用商店,還有電商平台、雲存儲、慕課(MOOC)等。

網絡維權訴訟的結果大家都非常清楚,但是在實際維權中都遇到了很多困難,尤其是權利人個人。主要有這幾個難點:一個是取證難,即使現在有區塊鏈、過去有時間戳,但個人取證通常難以勝任,委托相關的專業機構費用也是不菲;另外可能由於證據準備不足導致賠償不高;再有就是法院立案登記製案件多,導致審理時間比較長,而且被告故意拖延,最終導致維權成本可能高於法院判決的數額。

網絡著作權權糾紛案件的一個現實難題是,權利人如何證明自己的實際損失?即權利人需要提供同類傳播條件下的正常版權交易價格、授權合同。在《受戒》案中無法提供,因為這是一篇中篇小說,不是一本書。由於此前在與很多平台洽談合作時,對方都認為知網上已經有很多年了,所以就不再跟簽訂授權合同了。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證明可期待利益的損失是一個難點。

在國家版權局和國家發改委在共同製定的《使用文字作品支付報酬辦法》中有明確的規定,即“在數字或者網絡環境下使用文字作品,除合同另有約定外,使用者可以參照本辦法規定的付酬標準和付酬方式付酬”。當事人之間沒有約定的時候,計算標準就適用這個辦法。如果使用者沒有跟權利人簽訂合同,那怎麽辦?應該按照《辦法》規定標準的上限來計算。法院在處理相關作品的版權糾紛案件時一般都適用這個辦法,參照這些標準,但有時不是參照上限,而是中限或者偏下限。

網絡版權除了侵犯著作權人合法權益之外,還可能嚴重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破壞了市場秩序。國家版權局這十幾年和有關部門舉辦的“劍網行動”,今年的重點就是網絡轉載專項行動。2019年的維權重點就是網絡轉載、知識分享平台、有聲讀物平台、慕課(MOOC)、遠程教育、教材教輔這一塊。要通過一係列訴訟維權和行政投訴的形式,來積極回應會員的長期關切,降低權利人的維權成本,讓會員看到集體管理的希望。

 

最後根據今天的幾個專家和同行的觀點補充幾點。在網絡環境下,往往知識共享平台授權的時候有幾個問題:

 

01

 

第一,就是知識共享平台授權與公共服務的關係。有些知識共享平台在運行時,往往以提供公共服務為由,拒絕獲得授權、拒絕支付版權費。提供公共服務不能是侵權的借口。《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有明確規定。

 

02

 

另外,為了解決目前網絡版權、媒體融合或者知識共享平台的版權問題,這幾年相關行業協會、機構紛紛成立了一些維權聯盟,包括一些傳統媒體成立的版權保護聯盟,但是,我覺得他們的維權效果有待觀察。有三個理由:

1、很多媒體內部對於新聞成果的版權歸屬不明確,尤其是版權資產管理製度缺失,造成維權缺乏法律和事實依據;

2、傳統媒體有很多都是黨的喉舌,有很強的意識形態屬性,造成維權意識不高;

3、這些聯盟普遍缺少以媒體的利益、以單個的作者的利益為核心的操作模式,怎麽去授權,怎麽去建立平台、怎麽去認可這種模式,怎麽確定稿酬標準,在具體操作規則的設定方麵上還缺乏具體的操作辦法,很多聯盟根本就不是實體,不是法律主體。

 

總結一下,知識共享平台的版權問題如何進行規製?實際上,知識共享平台長期違反法律規定,侵害了大量權利人的合法權益,破壞了市場秩序。新形勢下,值得版權行政管理部門和司法部門的高度關注。這類網絡維權,訴訟僅僅是手段。“《受戒》案”勝訴之後,我實際上並不高興。改革開放40年,法律環境在變好,權利人的意識在增強,但是使用者還是如此肆無忌憚,必須對這種商業模式進行有效的法律規製。

 

其實,國家版權局在中宣部的領導下,無論是“劍網行動”、主動監管、還是在版權預警方麵,都做了很多工作。而無論是權利人方麵,還是媒體方麵,對版權的行政執法都還是很不了解,在這方麵還需要加大宣傳和版權行政執法力度。

 

文著協是一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是在中宣部(國家版權局)指導和監管下運行的一個非政府、非盈利的機構,而不是行業協會,可以集中授權會員的複製權、信息網絡傳播權等,能夠降低交易成本和維權成本,推動作品的傳播。另外,知識分享平台的行業協會需要加強行業自律,在規範方麵還需要加強。個體權利人既然有這麽多維權困難,大家還是需要抱團維權、集體維權。

 

近年來,國家在很多領域講社會信用體係建設,版權領域也應當提倡,應當加快版權社會信用體係建設。對大規模、長期、多次、過意的惡意侵權、破壞市場秩序的企業、平台,應當建立加強黑名單製度,進行規製。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要加大知識產權侵權違法行為懲治力度,讓侵權者付出沉重代價”,“引入懲罰性賠償製度,顯著提高違法成本”。這也給版權行政執法和司法審判工作,給國家法治建設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同時也讓廣大權利人維權看到了希望。文著協作為全國唯一的文字作品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應當發揮集體管理組織在集中授權降低社會交易成本,在集體維權降低社會維權成本、宣傳普及著作權法、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推動國家法治建設等方麵發揮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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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娛樂法 (2019-01-18)